1949年之后，苏联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就只是时间问题。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革命教化政体的一大特征是用理论权威提供政治合法性，也就是用道统来提供法统，这也是为什么革命教化政体对哲人王有极强的依赖性，且其领导人必须俱备“理论水平”的根本原因，因为你必须先具备“理论水平”才能证明自己具有道统，进而证明自己有法统。

而列宁式先锋队体制又高度强调指挥链的服从性和管理权限的排他性，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准军事化体制，因此对政出多门是极端排斥和抗拒的。

这就导致革命教化政体中，管理权威必须和理论权威相重合，否则要么因不具备道统而丧失法统，要么指挥链失灵。

最后的结果就是，列宁式先锋队体制天然无法接受管理权威与理论权威的分立，更无法接受管理权威之外的理论权威，所有管理权威都必须试图论证自己是唯一理论权威以确保指挥链的顺畅。

这也是唯我独革和无限可分的主要原因。

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法，就是只保留一个管理权威，其它管理权威必须从属，依附，服从于这个唯一管理权威，如果这种情况只出现在一个主权实体之内，那么问题还不算太大，但如果出现在多个主权实体之内，就容易出现因为一个主权实体的管理权威从属，依附，服从于另一个主权实体的管理权威，而导致这个主权实体从属，依附，服从与另一个主权实体的问题。

苏联的老子党问题和卫星国问题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主权实体之间的实力相差过于悬殊，那么这种情况也还差强人意，毕竟对于小国来说，卖国从来不是问题，卖谁不是卖呢。

可1949年之后最大的问题在于，出现了两个体量相差并不悬殊的主权实体共享同一套价值观的情况，这两个主权实体相互间都是绝对不会从属，依附，服从于对方的，于是，天上出现了两个太阳，事情僵住了。

波匈十月事件之后，双方针对这个问题一度做出调整，苏联负责管理权威，中国负责理论权威，双方分工合作，相互协调，携手共进，当时赫鲁晓夫在苏共会议上说过这么一句话“苏联就算只剩下一块面包，也要掰一半分给中国同志”。

蜜月期就是这么来的。

然而一个身体里出现了两个大脑的造成的结果是，如果两个大脑出现了分歧，那么听谁的呢？

论战就是这么来的。

论战的结果是，其中一个大脑试图对另一个大脑进行异端绝罚，利用道统优势夺取法统优势。

于是，苏联只能修了，不修也得修了。

这从来就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或者对错问题，而是管理结构的问题，一切理论和观点上的是非，都是为管理结构主导权的争夺提供合法性辩护的工具。

说穿了，这就是一个既生瑜何生亮的问题。